离开原先日常的节奏《东京暂停》

来源  :   荟萃改变     2020-07-27 16:45:31

2020-07-27

离开原先日常的节奏《东京暂停》

「明天就开始限电。我看市役所网页分成两个区域,这边是哪一个呢?」
「我们也不清楚……停电会使社会上出现很多问题。若可能,妳最好暂时离开东京。」

地震后三天,我暂时离开东京,但并没有「逃」离;超市货架上的东西几乎都空了,但是并没有「抢」购一空。每个人都在排队,安静的排队,在电车有半数以上停驶的月台上排队,在已经没什幺东西好买的超市结帐区排队。很多人很多人……很有秩序的安静的排队。
三一一日本东北强震,震度五的东京严格说来不算灾区,因为防震标準高,在密集的都市中,除了少数火警或屋顶掉落之外,建筑的毁损几乎是没有的。但东京面临的严峻在灾后才正要开始,不仅做为「粮仓」的东北地区全毁,更糟的是核电危机。核电厂的状况就好像人类养了一头怪兽,忽然失控连饲主也不知牠变成什幺厉害的模样,既无力控制、想「壮士断腕」杀害却又杀不死。
因为是一个人在东京,又遇到放假校园空无一人,不得不整天盯着电视看即时讯息。看久了让人胸口窒闷,决定出去走走。灾后的週末是晴天,社区人们在冬阳下呈现祥和安定的景象。东京人一面怀抱着不安、一面在过「正常生活」吧,我想。福岛核电的忧虑持续着,东京人怕不怕呢?我没有问东京朋友这个「无聊」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这都是自己的国家,就算货架已几近全空,辐射危机一一逼近,气氛彷彿像灾难电影最爱使用的「风雨前的宁静」。但电影毕竟是电影,这里是他们的家园,人们除了用自己的步骤生活着还能如何。如果我对核电忧虑,要不赶快回台湾,要不就也是慢慢等待,不然对方能给我什幺答案?
到摩斯汉堡去喝咖啡,店内有三两学生低声讨论功课,有温暖笑脸的女店员说:「三月十二日是摩斯日。」所以递给我一份折价券和幸运草的种籽,打开卡片内页有各地蔬果以及农民的笑脸,一瞬间我的心好像被抚慰了。想着去年此日我也刚好光顾了台北的摩斯,拿到了纪念品,这是什幺讯号吗?我要不要回台湾呢?
可是这个城市好安静啊。也许哀伤、恐惧、不安,但是安静。
为什幺这幺安静呢?台湾与国际媒体已经对日本人在世纪灾难下展现高度秩序与自制力,给予一致正面的评价,并深感敬佩。能安静镇定也许是来自防灾的训练有素,也或许是民族性、以及国民素养,我也有同感。但是几天来我却也忍不住想:为什幺这幺安静啊?这不是问句,而是不忍。日本记者在灾区访问,灾民说到失去的亲人与家园,眼泪默默从脸上流下;眼见家人遗体,一面低声而哀伤的啜泣还跟救难人员合十道谢;说到对未来的不安,眼前物资的短缺,忧惧深深藏在眼神里。
不管是不是教育或法律的关係,如果像许多人说:「怕麻烦」和「避免麻烦别人」似乎已经内化成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了。那幺,我想,大声哀嚎、呼天抢地、推挤抢先,就算是情绪的表达,大概都有违这个原则,特别是在共体国难的时刻。这种内敛与自制也反应在新闻播报上。属于「台式风格」的高亢声音是不可能出现的,更难以想像新闻画面像综艺节目一般任意打上大大的「惨」、「悼」、「哀」五花八门的印记,忽然「冲」进车站访问乘客当然也让人惊愕……媒体的冲锋陷阵有好有坏,大家各有感受。只是这就是日本。
灾后第二天,核电状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加深,还在犹豫该不该离开的时候,东京电力开始宣布限电。第三天一早,日本朋友就建议我尽速离开东京,限电之后随之而来的电车限驶、限水、限瓦斯,问题会愈来愈多,我立刻意识到东京已无法「正常生活」。东京人既已如此,恐自顾不暇,何况只身的外国人?
东京电力、电车停电停驶的讯息连结,一早就自动发布在脸书、推特上,在日本的使用者不管有没有「加入好友」一律都会收到。不知短时是否能再回到东京,我尽可能把能带的行李带着,在网路上确认电车讯息,进入因节电而电梯停摆的车站,奋力将行李拖上月台。愈往都心人愈多,电车减班,月台随时大排长龙,但还是很安静啊,没人奔跑也没人推挤,沉默安静的排着队。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秩序,所以我也可以不害怕吧,即使归途仍充满变数。
终于在羽田机场等待登机的时候,静下来的我想起那些安静的画面:止不住的默默的眼泪、低声而压抑的啜泣、灾区盼不到物资的无声等待、沉默的排队排队排队……忽然感到巨大的悲伤往胸口袭来。
曾经因为这个社会的安静自制而喜欢,因为到哪里都可以不受打扰、不被无礼的侵犯,咖啡店里可以看书不会有哇啦哇啦大声讲话的吵杂,公车上不会被迫听别人手机的大方对话……但这个时候我却想说:可以不要这幺安静吧。在台湾因为地震而跑出来的人不论识与不识都会互相嚷嚷吓死了吓死了,去超市抢货一定乱糟糟可能还互骂,灾民对着镜头大无畏的嚎哭,缺乏物资的愤怒立刻爬上嘴边,也许整个「有勇无谋」像无头苍蝇,不知怎幺好像有种生命力。
「怕麻烦」和「避免麻烦别人」的有礼社会,另一面其实也是「我不麻烦你」、「请你也不要麻烦我」的同义,在关键时刻便显出一种「有礼的冷漠」。譬如学生在八点的夜里遇色狼袭击,整条街狂奔喊叫没有人探出头闻问;譬如因为车站电梯停摆我拖着十七公斤的行李吃力上阶梯,不会有人伸出援手;在这社会是正常的,因为「怕麻烦」,也怕「造成别人的麻烦(人家又没说需要帮忙)」。彷彿看见别人的狼狈是无礼的,要赶快避开才是,若是如此,那幺暴露自己的狼狈便是难堪的,既是难堪的还呼天抢地无视于他人岂非更无尊严。
你们怕不怕呢?我不会问日本朋友这种「无聊」的问题,只会怀抱着祝福。
但是,其实不用这幺安静的,真的。有时候就像在被埋在瓦砾堆的婴儿,只管坦率而奋力的大哭就对了。

我上了四楼,如往常一般来得早一点,所以站在走廊的窗檯边等着下一节课的开始。因为地震关係延后开学的大学,在我回到东京时刚好开始了第一周,我以观摩者的身分了参与了这个课堂,偶而提供一些台湾文化、风俗等问题的解答。从刚开始的陌生,到后来学生们对于这位每周都会出现的台湾老师虽也说不上熟识,但也都习惯了。
「映像台湾(从影像看台湾)」是通识课,不知大家是怀抱什幺心情选择这门课的,但其中有一位工科的男学生很明显对课程、对台湾充满了兴趣。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是日本的春假,这位男学生在假期到了台湾一游,正好遇见台湾人为日本三一一震灾展现捐款与慰问的热情,让他感受甚深。所以课堂的参与感也比其他人强烈。
每次在看完影片的讨论时刻他都会发问,课后的心得作业也写了不少。虽然问题的本身显示他对台湾其实是陌生的,但因为喜欢,所以每一个「陌生」都成为他想要去了解的开始。
渐渐的,他发问的时候不仅望着H教授,有时也会看看我,并似懂非懂的听着我的解答。
有几次下课后,他上前问问题,还与我和H教授并肩走下楼,所说的都是他短暂到台湾的经验与认识,配合着这学期课堂才学习到的台日相关历史,明显怀有高度兴趣。不过我和这名学生倒没有单独接触过。
学期就要结束了,现在他站在我身边大约一公尺左右,一样等着进入下节课的课堂,他看看我,我对他微笑点头。忽然想到,作为老师的我是不是应该主动过去招呼这个学生,对于他的高度学习精神表示讚许,并且鼓励他学习中文,有机会可以到台湾读书,或者,到我的课堂来?……
学生很腼腆,我也很犹豫,下节课教室开放了,这样的心思也瞬间结束。
其实日本媒体在多年前就自立了公约(默契),对于台湾「身分」的报导始终是很模糊的,加上日本讳言战败的历史,官方在正式场合对台湾冷处理,许多日本学生对于日台殖民史毫无所悉也十分「寻常」。两年前我也曾到过这个课堂,当时便因学生几乎对台湾「一无所知」而感到吃惊。
没想到因为一场世纪灾难的台湾热情解囊,在日本民间引发意想不到的效应,也带动了一些年轻人主动关注台湾,并在社群网站上热烈讨论。
所以,这位学生也可说是因为灾难的「机缘」而来认识台湾的吧。
距离,因为灾难而拉近了。
但灾难,真的是会让人因此而靠近吗?还是,让人看见疏离的真相?

三一一大地震发生的下午,台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因为太过震撼,台湾媒体的报导又一向惊悚。电话虽然断线但所幸网路是畅通的,知道我只身在东京的各地朋友都纷纷捎来关心。有的非常迅速、有的则在一天两天之后;有的持续关心着、有的如打卡应卯;有的不动声色彷彿希望我先主动报平安……
我在电脑前看着这些朋友,感谢这些朋友的心意,但彼此也有种「重新调整」的认识。
天摇地动后第三天东京电力毫无缓冲期的宣布开始分区限电,社区很暗很安静,我想像大家都在家中依偎取暖。我无法依偎,坐在床上开始盘算如何在停电的深夜度过仍会下雪的寒冬。电炉电毯电热器之一切需要电的东西都无法使用,用瓦斯烧热水还可以,不知会有热水保温袋吗?清查电池后剩下两颗,没事就不开手电筒吧,并且记得先把电脑手机的电充满。还有什幺呢?我需要地震笛吗?
一个人在夜里沉沉睡去。醒来后看电视都怀抱状况变好的希望,但却一次一次坏。三一一震灾最棘手的不在地震本身,而是随时充满威胁的核电厂灾变。福岛二号机小幅气爆后,要我回台北的呼唤涌进信箱,每一封都是担心的语气。
珍贵的情义,对照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灾难孤绝,愈发显出人生在有常与无常之间难料的残酷。
但真正的残酷还在于,灾难让人知道人心如此靠近,也无可避免考验了感情。
出发到东京之时,彷彿始终站在我身边,说要到东京来看我的人,此时若说一声「因为东京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所以取消了」,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倘若妳不回来,我还是到东京去看看妳吧」,便意外显出情感的重量;然原本积极异常,至此却彷彿担心自己必须在「乱世」履约,就提也不提假装从来没有约定过的……内心除了哑然失笑,大约也能从中领悟「所谓感情」的真实模样。
真正靠近的彼此,是愿意为对方涉险,但对方绝不会愿意你为他涉险。这是灾变下最动人的互爱。人们总是喜欢看这样的新闻,歌颂这样动人的故事,成为太残酷的灾变下人性的救赎,用以抚慰倖存的人,以及因这一切心神震撼的旁观者。
但如果这靠近的两人,并不是人们认知中「应该」的那两人呢?

人们喜欢不离不弃的故事。也的确有许多不离不弃的故事在震灾中上演。但同样真实的是,灾难发生时忽然发现另一半居然自顾自的逃生、或者只顾保护他最重要的东西,甚至那个本能反应想「不离不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对象竟然不是自己。我们歌颂了这样的在灾难中仍努力靠近的心意,也许背后就是另一方领悟了自己「被放弃」的残酷事实。
几个月过去,倖存者的后遗症也逐渐出现。以家庭关係来说,新闻报导灾后诉请离婚事件增多,至今在日本搜寻网站上打入「三一一离婚」关键词,还是能看见一连串的讨论资讯。被核灾间接波及的东京,生活与人生信念的选择都成为全新的课题。因为生活议题不是纸上议题,关于食物、关于居住,都是无法迴避的日日实践。有些连人生观也起了变化,才发现彼此所想走上的人生道路是多幺的不同。
灾难让人体悟人生苦短,有些人更加珍惜紧密靠近的时光,有些人则惊觉须积极追寻自由,自己毁弃了原本守住的家庭秩序,义无反顾的离开。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二0一一年连载的专栏结集《宛如走路的速度》中说道:「三月十一日前后,展现在我眼前──也包括过去──的世界的意义,便起了很大的转变。」
对我来说,这所谓的「世界」,还包括了人生与人情的体悟:灾难中的确需要温暖抚慰,但孤绝仍与之并列,是无法相互抵消的。对于没有共处当下的人,我们有时只能把独有的孤绝记忆藏起来。重新去定义「永恆」的价值。
短暂返台重新回到东京,在民生日常稍稍稳定、并摸索出新的规律后来到了夏天。灾后仍不放弃约定的朋友说:「只要妳回去(东京)我(们)就会去」。作为尽责劝阻的朋友,我提供了许多在观光宣传辞令之外,该不该到东京旅行的资讯,以及必须注意的事项。作为情义的回报。
后来在东京见面,即使只是在摩斯汉堡内喝一杯冰红茶,或者仅是在吉祥寺井之头公园散步聊天,都觉得「是的,我们如此靠近」。不仅在东京见面的彼此,纵使见不了面,我也在心里一一记下了那些灾变以来始终不懈怠的关心;而那些过不了灾变考验的关係,就算见了面,心里知道是再也无法「靠近」了。

最后一节课结束,和H教授步出教室,那位工科学生一直伴随着我们、听着我们有关台湾与日本文化的讨论。隔着H教授,我看见他求知的表情。这学期我们看了几部台湾电影,包括侯孝贤王小棣李安魏德圣。「所以,你因此而更加认识台湾了吗?」我想这样问。「因为三一一捐款而让你觉得『靠近』的台湾,是真正的靠近了吗?」我也想知道。
但这对一个才修了一学期的通识课的大二工科男学生来说,应该是太为难了。

日本的夏季是充满祭典的季节,因为如此,村上春树说自己很喜欢夏天,觉得是个有活力并且开心的时光。但这年日本的夏天有悲伤的基调,因为震灾与核灾的关係,关东、东北的人们不仅没有心情、也不敢去有辐射污染的海边,夏季花火大幅取消,东北夏日祭典等不到观光客,虽然仍勉强维持住一些夏日「仪式」,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不是「真正的夏天」。
凝聚社区意识的「夏祭り」就是必须维持住的活动,一定要经过大大小小属于「园游会/游艺会」式的「夏祭り」,宣告夏季的来临才行。这些社区或大小学校的活动,都必须靠家庭的支持「协力」完成,像社区活动的摆摊、表演、布置等等,无一不是自发性的支持,说是自发性,当然有种不容间断的凝聚与互助意义,像商店街的组织通常就很坚固。
参与这种活动最累的其实就是主妇们,男人一旦有社区参与的热忱(或兴趣),準备餐食、张罗孩子表演的衣物、以及大大小小的琐事就落在主妇身上。所谓主妇未必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但以日本社会对主妇的价值期待,「主妇的工作」永远凌驾其他「不重要」的身分之上。
如果是乐在其中的妇女当然无所谓,但是不是乐在其中,「蜡烛两头烧」的妇女也不会跟其他人透露,这一方面违反日本社会价值,一方面也会被认为这是身为「女强人」自己必须去解决的问题,「失职主妇」不会获得「同情」。
社区参与还说有选择性,但学校的活动就完全无法「自由」,我的东京朋友身为大学教授,为期末事务忙得焦头烂额,却接到孩子保育园来的通知,说七月某週末要举办每年例行的「夏祭り」,孩子们要跳民俗舞,虽然知道妈妈们都很很忙,但也请协力帮孩子缝製舞衣。所谓舞衣就是小男孩跳日本民俗舞那种深蓝色简单浴衣,说是简单,但剪裁、缝製,领口胸襟的对称与衬里,都需要费时费工。而且没做过衣服的人,看那一张专业的「和裁」图示根本就像天书!
「居然附了一张裁作图示?」我有点惊讶。难道是建立在女性(妈妈)都必须会手作的前提上?
「这个要求的确是建立在这前提上的。」对方说。
意即这是身为主妇应该有的能力,无论如何都「请协力」完成。这个协力当然关係着自己以及孩子的颜面,不然上场那天没衣服穿,或因为没衣服穿而无法上场,让孩子当场心灵受创,就是失职妈妈的最好注脚。
「妳看看,这不是找麻烦?明明知道职业妇女忙到翻,还是要妈妈们协力。」
「这种衣服不能用买的?」我很疑惑。
「当然可以,而且还便宜得要命!但保育园觉得妈妈有参与的责任,不能认为孩子送到保育园就算了。但妈妈就是因为没办法才会送孩子去保育园哪!」
「那怎幺办?」
「有些妈妈就咬牙花一星期做到三更半夜。但像我这种忙到不行的怎幺可能,也不想做。这是整人嘛。」
「有代做的地方吗?」
「有啊,可是非常的贵!好像要惩罚这些不会女工的妈妈一样,代做费用大概可以买全新的衣服十件。而且时间还要提早预约。」
朋友最后把「那块布以及製作图」一起寄给了家乡的日本婆婆请她帮忙,并且交代孩子就跟老师同学说是奶奶做的没关係,她不想孩子过虚伪的人生。「反我就是这样的妈妈,会不会做衣服跟失职根本无关。」她说。
因为某些元素,台湾有些女性也许对日本主妇生活充满戏剧般的憧憬,但以多半具备自主意识的台湾女性来说,进入日本家庭,如果不是天生就对「主妇」一职充满渴望,并且愿意成为「依附性」的存在,那些快乐做爱妻便当、爱儿便当的生活背后,不可能毫无内在的冲突。日本社会对于「主妇制」的依赖,儘管因为经济环境的改变,时至今日也有「杂音」,但是这长久以来的「分工」维繫了这个社会的稳定,似乎还是获得了绝大多数男女的认同。
这使我想起夏天的颱风假。
气象预测强颱即将横扫东京的时候,我问东京朋友:「什幺时候会宣布要停课停班?」
「不一定。」
「那停班停课的标準是什幺?」
「就是看各单位的判断吧。」
「咦,没有类似台湾『人事行政局』之类的统一宣布吗?」我问。
「没有。」
原来日本没有「颱风假」。没有那种「统一宣布」的颱风假。
各个学校依照自己的情况,认为会危害学生安全了,就通知停课。各机关单位也一样,所以有可能这家银行放假了,那家还照常营业。
像这种「放假大乱」的情形,在台湾应该会被骂翻,或者立刻灌爆政治人物网站吧。关键民怨来自少子化社会、「生育为大」的父母心声:孩子停课,我们却要上班,那可怎幺办?政府有体谅吗?
同样少子化的日本社会,并没有因此想减轻父母「重担」的意思。孩子停课大人要上班的状况似乎常常有,所以父母双方一定要有人请假带小孩。不只如此,如果孩子在学校发烧了,绝对要请父母带回家,不可能让孩子留在学校传染别人。学校有活动,也没有什幺「统一订外卖」这种事,午餐一定要家长帮孩子準备便当。因为这些本来就是「父母的责任」。
日本近年景气不佳,上班族苦哈哈,双薪家庭不少,养育孩子也很辛苦。但社会上对于「父母的责任」丝毫没有鬆绑的意思。只是,可以理直气壮大声说「我要上班」、取得「社会正义」的一方还是男性(爸爸),女性(妈妈)不将工作放下来带小孩就得不到同情。这也是女性在职场上的困境。
比起日本,台湾环境对于小孩还算是「友善」的,小孩在公共场合(甚或高级餐厅)大吵大闹,几乎都被能容忍;颱风假只停课不停班招惹民怨,大家也都觉得有理。
那天在日本的大学校园里,有位推着娃娃车的妈妈被下课时学生飞驰的单车撞了,娃娃车也倾倒。妈妈扶起娃娃车后立刻跟学生说「对不起」,因为上课时间的校园本来就不属于民众,让孩子陷入「险境」,又造成学生困扰,是妈妈自己的责任。
儘管如此,日本的生育率还是稍稍高于台湾。

当天可配合79折活动!
时间:2014/12/19(五)19:30~21:00
地点:金石堂城中店金石生活学堂(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19号3楼)

黄雅歆
台湾大学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硕士,辅仁大学中文所博士。现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教授。曾获台大文学奖、梁实秋散文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
作品常见于《联合报》副刊、《自由时报》副刊,入选各类散文选集与作文教学範本,并多次担任国内文学奖散文类评审委员。
在2008年与2011年以客座研究员身分至日本国立一桥大学研究,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于《联合报》副刊撰写「东京朝颜」小品专栏。
着有散文集《旅行的颜色》、《无人的游乐园》,以及唐诗导读《不可不读的五十首唐诗》、《值得大声朗读的五十首唐诗》等。

出版社:二鱼文化
出版日期:201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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